2017湖南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存在先于本质，人享有通过自身的动作、行为来界定自己的自由。

共和政体成为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从此仅仅只是若干公民的权势和大众的许可。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全面控制人们的心理，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大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党争民主和三权分立是必然的制度设计。

性相近，习相远也就奠定了道德教化的基础。现代的财产权制度把人类的大多数人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59]变成了无产阶级。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混合体，不同人的区别在于善的因素更多一些还是恶的因素更多一些。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对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44]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并非所有人所欲望的东西的总和，而是一切个别意志的普遍化。斯密和黑格尔相信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自然会促进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最终实现道德的普遍性要求。其二，手段和目的之间充分且相关（Relevant and Sufficient），合乎比例。

比例原涵盖了适当性、必要性及均衡性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步骤，成为判断行政行为适法性的有效工具。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创新性，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监管机关人力和技术水平都有限的情况下，仅靠行政机关的刚性监管，往往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佳。目前国际社会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对于网络人权是应该更多地强调自由和人权保护，还是更多地强调责任和限制。2.比例原则 产生于19世纪德国警察法上的比例原则被尊奉为行政法上的帝王条款。

2005 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WGIG）提出，网络治理是指国家、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在他们各自角色范围内制定和执行的原则、标准、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计划。他把互联网当成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无组织、无政府、无国界的数字空间，永远不受政府管辖。

本文建议我国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对网络人权的限制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在互联网监管方面实现四个转变，即：从单中心监管到多主体治理的转变，从刚性监管到刚柔并济的转变，从集中整治模式到常态化监管的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到树立程序正当理念的转变，并从立法和监管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法律要想使人们可以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必须在表达上具备准确性。比较以上三种理论，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论即网络限制说更为合理。[21] 综观国际网络人权研究成果，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学术著作、论文，还有大量的研究报告、会议报告。

[35]在Silver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内务部发给各监狱长的有关法令和指示因为没有公布，不能为囚犯所用，其内容在监狱须知的材料上也没有说明，因而不具有可获知性，不具备为法律所规定这一要件中法律一词的要求。首先，在刑事层面，1998年《保护儿童不受性侵犯法令》强制要求私营部门揭发违法行为。[1] 2011年5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Frank La Rue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了表达自由和互联网的报告。这里的法包括制定法，也包括判例法。

主要的代表理论有三种： 1.网络自由论 1996年，John Peny Barlow在线上讨论社区发表了致各国政府的一封信（也称虚拟空间独立宣言），宣称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在这里你们并不拥有主权，你们也没有伦理意义上的统治权，而且，你们也没有任何手段使我们感到必须受制于你们。[9]Selian, A.N.在《信息通信技术在人权、民主和善治中发挥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强调个人、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应该利用ICT技术发展人权外交，积极互动交流。

另一类属于私人利益，包括保障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披露保密获得的消息等。完善从平台建设、信息推广、公众参与到对于举报的反馈、处理再到处理结果的公开等完整的制度链条，最大程度地便利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舆论监督。

我国学界对于网络人权的研究较少，而国际社会对于网络人权的理论阐释以及制度建构都已有不少成果。[49]同样，2000年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要求。因此，在保障网络人权时，需要考虑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是否存在职权违法、程序违法等情形，该行为是否需要法律保留。而对此建议的评估报告中，欧盟委员会称，合作规制意味着公共规制机构的适度介入，是公共规制机构与产业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合作的规制形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效率高的特点，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合作规制常常是达成目标较好的约束机制。[27] 同注17 [28] McCarthy D.R.，Open Networks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Internet. Foreign Policy Anal（2011），Foreign Policy Analysis 7(1): pp.89–111. [29] 同注21 [30] Joseph S. Nye，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2009，88(4): 160–63. [31] Rebecca MacKinnon，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2012. [32]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2003. [33] 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 (Application no. 33014/05). [34] Network neutrality: Insights gained by juxtaposing the US and Korea，20th ITS Biennial Conference，Rio de Janeiro，Brazil，30 Nov. - 03 Dec. 2014: The Net and the Internet - Emerging Markets and Policies. [35]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App.no.6538/74( ECtHR，April 26，1979). [36] 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 [37] Jacobs，White Ovey，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5-328. [38] Bettina Lange，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Law: Empirical versus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8），pp. 449-450 [39] John T. Scholz，Managi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s States，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dited by David Rosenbloom Richard D. Schwartz)， 1994，p.431. [40] Cary Coglianese and Evan Mendelson， Meta-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eds.)， Oxford Handbook on Regulation，2010，pp.146-153. [41] [美]朱迪. 弗里曼：《合作监管与新行政法》，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35页。（二）有效运用合作规制 国际上对于网络领域的规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政府规制（Statutory Regulation）、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和合作规制（Co-regulation）。

鼓励特别程序适当时在其现有任务内考虑到这些问题。[45]而在互联网领域，由于网络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内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单纯由政府来进行规制是不符合实际的，而纯粹的自我规制又存在缺陷，因此合作规制就逐渐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选择。

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一切行政活动的法律依据，均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如：行政法规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部门规章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另一种是通过网络实现自由（Freedom via the Internet）即通过互联网帮助一些个人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

二是受限制的权利（Limited Right），即在明确且限定的情形下可以被限制，如自由权。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也采取各种机制对网络进行规制，比如澳大利亚采取黑名单制度，越南、白俄罗斯以及我国采取了网络实名制，40个多国家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过滤。

国际主流观点认为网络人权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但国际社会在限制网络人权时严格遵循三段论原则，有效运用合作规制，在进行网络人权立法时开展人权影响评估。Thomas Cochrane在《网络空间的国家法律：成为压制互联网人权报告的动因》中探讨了政府压制网络关于酷刑报道对于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侵犯。2.2001-2009年，网络人权研究的发展阶段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带来的挑战的增多，学界的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开始关注对互联网的限制，互联网与民主、治理、外交的关系，如何保护网络人权等问题。网民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对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不断加强。

[25]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网络自由这一概念。如果某一行政法规规定了对侵犯网络人权的行为可以判处刑罚，则违背了这一原则。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对表达权、人格权、结社自由等权利进行限制的限制，即限制应该符合三段论原则。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限制的度，这是各国都面临的难题。

并且，白皮书也指出，由于规则的制定要考虑技术与市场变化，从而导致政策与立法也变得复杂、费时，成为一个缺乏灵活性与有效性的行为。2010年，Ross Alec系统论证了网络自由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路径。

[20]Alec Ross回顾了互联网自由的发展历史，并指出其未来发展路向。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和便利上网，为在所有国家发展媒体及信息和通讯设施开展国际合作。对于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各国拥有权利并负有责任。建立健全科学的公务员考评机制，将公务员的提升和奖惩与其日常执法绩效相结合。

其中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包括：设定最低标准，召集多方协商机制，支持和鼓励各方主体参与协商，提升其参与协商的能力，以及进行最终的监督。对违法的个人或企业给予警告。

[42] 合作规制目前得到越多越多发达国家的提倡。2.完善网络人权的监管体制 针对我国网络监管中重政府监管，轻合作监管和自我监管的情形，笔者认为， 首先，政府监管部门应当从行业资质、隐私保护、实名注册、备案审核、内容限制等方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指导和合作，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实现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并行。

本文从国际视野研究了网络人权的概念、研究现状和性质，网络人权的理论基础，网络人权保护和限制的制度建构实践，并从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以期对提升我国互联网治理水平、增进网络人权的国际对话提供有益参考。[51]欧盟委员会也列举了许多规制需要考虑的公民权利，具体包括：（1）平等权。